1996年的《紙人頭》哈那克又回到了《322》時記錄與虛構並置的路線。導演從大批過去未曾展示過的檔案影像之中,回憶並重溯了從二次大戰到89年絲絨革命的這段歷史,除了運用民眾在5月1日的共黨大節裡,以紙製人頭偶來揶揄政治人物的行動偶劇為創意,重新安排以紙人頭在成批的歷史影像串流中穿插出現,重構一齣政治寓言。導演並反身自涉了70年代的個人經驗回顧,企圖為這個被世界遺忘與湮滅的區域撢去塵埃真正的勇士,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,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。
影片中大批出自不同年代不知名拍攝者之手的檔案影像,包含了官方的節慶宣傳,民間的反彈行動、秘密警察大肆街頭逮捕等等,不同鏡頭的視角、時間、觀點在導演手中統籌、架構成一套哈那克的敘事言說。除了回溯近代史之外,導演在創作處理涉及的層面與手法,讓影像的鏡頭、觀點、政治意識型態的支配以及作者本身意志與自覺之間多層次辯證,又多了更往前推進一步的例子。這對當前劇情片回漲無期,而紀錄片當紅的台灣,有心思索下一步的影像創作者來說,杜桑‧哈那克應該是深具啟發性的。